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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9

经济学家在博鳌解读亚洲国家存在的金融压迫

  招商引资

  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进入第二天。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全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上午10:30,主题为“资本流动:管,还是不管”的分论坛召开。在资本流动的冲击面前,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为何更显脆弱?新兴经济体需要苦练哪些“内功”?腾讯财经全程视频并文字直播。

  针对印度金融行业所承受的压制问题,惠誉全球主权评级总裁James McCormack用“金融压迫”这个专业术语来解释。即储蓄率太高,有大量的储蓄,然后再加上资本管制,使得私营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因为资本成本太高。

  对于金融压迫,野村证券前会长氏家纯一认为,虽然日本在过去10到15年中利率都非常低,但是不存金融压迫的情况。根据他的说法,过去20年当中日本的金融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供给侧的问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中国问题专家Nicholas LARDY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进行了一定的松绑,特别是2014年存款的上线年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大幅的准备金的下降,提供了很多流动性注入到市场系统当中去。

  Ajit RANADE:资本控制,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开始了进行加紧,就是来应对资本的外逃。但是说到印度呢,只是降到了3万亿,实际上是我们印度外储的10倍。很难理解的一点,就是说你确实有一定的外逃,但是基数是比较大的,而且进行的外债的偿还,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说到这种资本的管制,从历史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之前的央行行长说的是在世界肯定会有一定的不平衡,肯定有一个国家的央行持有巨大外部的资产,从3万亿降到2.5万亿,也没有降多少。

  Nicholas LARDY:我同意上两位的发言,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消耗掉一部分的外储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当然这也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质量。这些储备累积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民币是极度低估的,这样的政策在过去5到10年当中是不遗余力地在得到执行,这对于中国和对于全球经济来说都是有益的。

  Henny SENDER:如果中国没有任何资本管制,把所有资本管制都解除了,今天人民币的汇率会到多少?

  Nicholas LARDY:我觉得人民币有可能会大幅度贬值,取消了现有的管制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管制措施才能够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现在中国正在消耗一部分的外储来支持人民币的汇率,仅仅在去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的盈余达到了4850亿美元,这还是能有效支持人民币汇率的。但是市场上的预期有可能使得汇率处在不平衡的状况。

  Henny SENDER:待会我会把问题交给听众,在我们这组嘉宾当中没有来自于中国的专家,这不好。高西庆先生本来应该过来,高西庆先生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政策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假设一下中国一旦解除了所有的资本管制措施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表决,一旦中国解除了资本管制,认为人民币会升值的请举手,在接下来半年到一年当中人民币会升值的请举手(有)。接下来认为半年到一年继续贬值的请举手。(没有)确实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资本管制。

  氏家纯一: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在过去三年当中,实际上资本外流是健康的,因为中国国内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在越来越多地做境外投资。中国的企业界的国内投资已经很多对于国外资产的投资不够,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增强海外投资,实际上是恢复平衡的过程。而且中国政府也在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境外的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走向。如果这个过程太快的话,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收紧资本外流,收紧措施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过去两三个月当中资本外流的速度减速了,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也放慢了。

  所以我认为在过去三到四个月当中,中国政府对于资本管制的调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而且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资本外流,主要是中国企业界对外投资的加速,这是一个健康恢复平衡的举措。一旦走的太快了,政府出手干预,也是正常的,也是对的。

  Henny SENDER:我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要问您,实际上日本有那么多负债的诸多原因之一,日本主要的负债形式是日本国内的储蓄,而且是以日元来计值的。日本政府债券的市场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

  氏家纯一:如果你在政府工作的话,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样就没有偿债的压力。如果在公司上班的话,你就要考虑这个情况了。因为日本央行在增发货币、增加流动性,在推迟结构性的改革,特别是非常艰难的结构性改革,像劳动力市场改革。这样会使得实体经济复苏的速度放慢,主要看在哪个角度了,在日本政府会对日本现状满意,如果在企业工作的话答案就会不一样。

  Ajit RANADE:印度也是同样的情况,整个负债是在国内投资着的手中,欠着国内投资着的债。但是日本这样的负债是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正是因为人口结构不一样。我们印度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有很多的纳税人会出生,虽然我们的GDP负债比达到了80%,比日本要低一点,但是印度的负债是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因为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我们的负债主要是国内,欠的是国内投资者的债。印度政府没有发行过一支美元债。

  Henny SENDER:我们说到了汇率对于新兴市场的意义,比利率更大,印度的利率是相当高的,同意吗?

  Henny SENDER:因为我们有资本管制。而且资本是欠缺的,所以资本的价格必须要反应资本的稀缺性的。

  Ajit RANADE:我同意,在印度资本比较贵,投资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Henny SENDER:劳动密集型就意味着资本不密集、附加值小,是吗?

  Ajit RANADE:虽然资本比较高,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也很多。印度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之一就是《劳动法》,但是改革《劳动法》很难,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阻力。我们现在看到印度的企业希望部署越来越多的替代人口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现在在发生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不能过度去强调。印度只有10%到12%的劳动力是在正规的制造业当中就业大部分劳动力是在非正规的行业就业的,不会受到《劳动法》的管辖。

  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资本的成本是3%的线%,,但是这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虽然我们有资本控制,但是人口结构是非常有利的。

  Shaukat AZIZ:印度的政府是强有力的,而且得到了议会议员的支持,现在到了改革的时机了。改革是双刃剑,但是我认为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印度的改革不足,印度的改革低于印度的潜力。当然坐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很容易,要改革。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改革的话,印度能够获取的改革红利将是巨大的。现在巴基斯坦的经济体比印度小得多,但是我们在不遗余力地改革,我们承担了风险去改革,结果使得我们的GDP在8年当中就翻了一番。

  对应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来说,或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冒了很高的风险。关键点是在于我们的领导力、形式层,包括总理。一旦做对了,事后看就很高兴,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印度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呼声非常之高,这个改革越早红利就会越大,而且会让印度全国各行各业都会受惠于其中。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友好的邻国,这是来自于你们友好邻国的建议。

  Henny SENDER:从您的角度来说呢?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样的?

  James McComack:印度的金融行业受到了太多的压制,我把它叫做金融压迫。

  James McComack:储蓄率太高,有大量的储蓄,然后再加上资本管制,使得私营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因为资本成本太高。而且印度也没有一个发展良好的企业债市场,也没有兴趣去发展企业债市场,整个存款是由印度国家来吸纳的。当然政府负债的违约风险比较低,但是政府把经济体当中的大部分储蓄吸纳掉了,私营企业分不到多少了。

  Henny SENDER:请氏家纯一先生讲讲在日本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如何来理解金融压迫?

  Henny SENDER:但是为什么日本的投资率那么低?日本的储蓄率太高,投资不足?

  氏家纯一:不是这样的,在过去10到15年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但是过去20年当中主要是一个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供给侧的问题。

  James McComack:刚才也讲到了印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有很多的金融储蓄存款是由印度这个国家来掌控的。每一百卢比的存款当中,有25%被国家来掌控。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到,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金融压迫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现在也在进行改革,减少国家对于储蓄的掌控,让私营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投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印度的财政赤字很大。有很多方面在游说来决定要降低税收,所以印度的税收对GDP的比重是非常低的。

  Nicholas LARDY:我想讲一讲中国的情况,因为刚才讲到了金融压迫。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一二十年当中,管制是非常严的,像利率控制,但是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得到了改变。但是中国的币值也是大幅度被低估的,也有大的对外税差。央行确实提高了准备金,而且是比印度高一倍,所以中国的资本管制是进行了一定的松绑,特别是2014年存款的上线年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大幅的准备金的下降,也是提供了很多流动性注入到市场系统当中去。

  所有的这一些金融压抑的指标,其实都是大幅改善了。不光是说取消了利率的管制,另外还有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等等。利率市场化还是一直在推行,所以政府并没有说是像以前那样把人们的储蓄进行了变相的掠夺、没收。

  Henny SENDER: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就是人民币是否会在取消管制以后贬值。现在在全球是不是会更好呢?刚才你也提出了量宽的削减,引起了市场的恐慌,那你认为未来一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走向?

  Nicholas LARDY:我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是有很多的行之无效的方面,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的设置。实际上对于中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以下不同的原因。从2010年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工资水平的改善。在全球经济方面,中国的工资所占的经济比量也是进行了很大的增长,这个也是推动中国消费增长的巨大动力。而且从以前的工业推向了娱乐或其他的服务行业,而且是进行一种良性的循环,使得消费能力更好地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内向型的专家,在过去这十年内也是进行一个很好的发展。金融压迫而且这种趋势还是会继续,我觉得中国也是会继续比较合理地发展。

  这也是去年大家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些崩溃,但是我当时是持反对的意见,6.3%还是6.7%争来争去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还是会保持合理地增长。

  Henny SENDER:我在问一些问题,然后再问James McComack。我们很多人都是美国人,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们是美国人了。我当时觉得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美元就会丢掉安全避风港的地位。有多少人认为美元会丢掉这样的地位?你们谁会认为美元上升继续走强呢?好像都没有什么意见。

  James McComack你对中国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对于中国以后的走向是怎么样看待的?你认为很多资本的外流不是真正的外逃,而是还债而已,您觉得这个系统会更加强劲,对吗?

  James McComack:我其实是不同意。数据显示出来是有还外债,外储确实是大幅度下降。哪怕是从名义的角度来说,这个率也是大幅下降,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外储大量下降的现象。

  未来经济增长下降,这并不是政策制订者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你看到世行在几年前写的论文,写到2030年可能中国增长率要降到5%,认为是硬着陆。其实这种中国经济放缓的轨迹是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大家也别忘了之前的基数也非常大,所以还是没有关系的。过去几年的杠杆率大幅度加快,我们希望能够放缓,实际上这是一个中期的问题,而不是近期的问题,不会马上未来一个月、几个星期跨掉。但是确实会有一些脆弱性,此外还有杠杆的问题。希望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系统能够更少地依赖存款,而是其他的一些融资的途径。

  随着中国银行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融资的角度来说要继续发展,就是不能总是借短贷长,所以是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资产负债表的质量。

  Henny SENDER:说到欧洲的问题,他们是特别仰赖于批发市场,跟中国正好相反,他们对于散户的存款反而是非常少的。请问大家有问题吗?

  嘉宾:我是来自于深圳卫视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昨天亚投行已经再度扩容,成员国已经超过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于这个变化,几位怎么看呢?同时对于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几位有什么预测?主要是想问一下Shaukat AZIZ先生、James McComack先生和Ajit RANADE先生。

  Shaukat AZIZ:您问的问题,就是亚投行刚刚扩大了成员,有一些新的国家,现在是16个新的国家加入了未来的发展。我一开始在建立亚投行的时候也是有所参与的,我来说一两句吧。

  首先亚投行在很多方面是不同于其他的开发性银行,我们跟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的区域开发银行来比一下,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在建立的时候是需要一些不同的要求,但是那是那个时候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实际上有很多成员国是改革非常大力的国家,我也是和其他的一些CEO也是开发银行的董事,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发性银行治理的方式。

  另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CEO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是现在不是了,我们是要任人唯贤了。你是哪个国籍的并不重要了,所以这个方面就等于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变化了,把上限、上限放开了。亚投行现在并没有所谓的执董会,不一定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亚投行的理念一开始就是很好的。所谓多边的机构要推动长期融资以及推动开发。另外这是一个很好的陈旧,因为当时成立亚投行的时候有很多人反抗,有很多人抵制。但是现在实际上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准则、一个标准。

  嘉宾:我是来自于腾讯财经的记者。请问氏家纯一,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保险企业、险企现在都在进行海外的收购,一方面他们确实需要全球的资产配置的需求,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外流的担忧,有点像日本在九十年代的情况。我想听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

  氏家纯一:九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险企购买了很多外国的资产,大多数实际上都是不成功的,我们后来就撤回了。包括在纽约、洛杉矶很多的资产,我们后来都抛掉了。

  日本的险企现在就比较谨慎了,但是日本的人口结构也是显示出来国内的市场会越来越小,所以他们要投资于外国的险企。

  这很自然,你们国家的人口结构现在有问题吗?所以如果只坐在你自己的国内市场的话,那国内保险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小,肯定要走出去的。市场增长的话,你肯定要在这个地方进行投资,但是你到日本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日本国内的保险市场是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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